文|徐 来
编辑|徐 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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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叶公超，民国外交牌面，风度儒雅、满腹经伦。
可谁能想到，这样一个人物，晚年竟独居孤老，连妻儿都不在身边， 他犯的错，在床榻之间。
“堂妹”风波前，曾是最得体的一对
叶公超出身湖北叶氏望族。家世清白， 早年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，才华横溢。
归国之后，他在燕京大学任教，讲授英文、文学，文风刚健、仪表堂堂，被称为“燕大风流才子”。
袁永熹，是燕大物理系学生，出身学者之家，气质沉静端方，物理、数学样样精通，仪态又出众，是那一届公认的校花。
展开剩余90%两人相识于燕大礼堂，叶公超在讲座，袁永熹坐在台下。
后来互通书信，交往很快定下。
婚礼不张扬，只是学校师生小型茶会，但在当时知识界，是一桩风头极盛的联姻。
一个写英文诗的学者，一个搞量子物理的才女，在那场动荡年代，他们曾是许多人眼中“最登对”的夫妻。
婚后不久，他们育有一子一女。
家中照片还留着：丈夫西装挺括，妻子旗袍素雅，两个孩子站在前头，眼睛炯炯。
那个家庭，是民国留学派理想生活的缩影。
1930年代，局势渐变，战争阴云逼近。为避战火，袁永熹携子女赴美。
叶公超留在国内任职，不久进入中央政治圈，出任驻外大使，先后派往新加坡、泰国、菲律宾，仕途飞升。
此时起，两人开始长期分居，往来靠信件，感情靠记忆维系。
几年之后， 信越来越少，照片越来越旧，孩子已经认不清父亲的脸。
我查过史料，发现1940年代后，袁永熹主动不再回信，传言她在美定居后，已认定这段婚姻维系不了，但没明确离婚。
她说得少，但她做的决定很清楚， 不骂、不争、不等，只是带着两个孩子，在异国他乡重新生活。
那时叶公超在哪？人在南京，官至外交部长。场面体面，人前风光。可家里空着，桌上没人开饭。
外人看他风度不减，仍是谈吐风雅。
可我翻过几篇吴宓的笔记，里面写得很隐晦。只一句：“叶某近日近女眷，堂亲。”
堂亲？查了才知道，是叶崇范，族中堂妹，一度照料叶公超病中生活。
照料到哪一步？文献没明写，但从袁永熹反应看， 她回国探亲时曾直面撞见叶与堂妹同处一屋，从此一别再未联络。
她转身那一下，没吵没闹，直接带两个孩子回了加州。再没联系。
“她没离婚，也没原谅”
袁永熹不离婚，也不再回头，在加州大学任物理研究助理，靠奖学金资助儿子上学。
后来女儿也留在美国成家， 用自己的方式，让孩子过上安稳生活。
她不主动谈过去，熟人问起，也只淡淡一句：“各人自有因果。”
有人说她狠，有人说她忍，我觉得，这种冷淡，是她给出的审判。
叶公超知道妻子没原谅。可他又不敢提离婚。他还写信，还试图寄照片、寄礼物，想让孩子原谅他。
信寄出去没回音，东西退回来了。他手下的人记得，那时他写信都在打草稿，改三四次，才抄清一份。
堂妹一直在他身边。后来两人同住多年，甚至有人说她“以妻相待”。可始终没人敢称她“叶夫人”。
社交场合，叶公超总是一个人。座位边空着，签名册上永远不写配偶名。
他清楚，这段事儿，永远翻不了篇。
1960年代，叶公超赴美访问，想见孩子，女儿没见，儿子答应，只谈了十分钟，全程没有寒暄，也没合影。
走出咖啡馆时，儿子说：“我只认我妈”，我觉得，这句话，比骂人还狠。
晚年，叶公超回台静居，无职、无官，也无家，媒体报道过他的书房，堆满信札与文稿。
他写回忆录，写的是外交谈判、文化交流，却避开私事不提。
有人问他对家庭有何遗憾，他不答，只是沉默，偶尔笑一下，轻声说：“报应。”
这话没录音，几份记录都提过，不同来源、不同版本， 都提到一个关键词——“报应”。
他没喊冤，也没求原谅，他知道，自己没那个资格。
一个人的晚年，一屋子的空椅子
叶公超晚年，住在台北阳明山，房子不大，三室一厅，一间是书房，一间是卧房，还有一间一直空着。
那间空房，没人住，也没人打扫，朋友问他为啥不改书房，他说：“给他们回来住。”
谁？当然是袁永熹和孩子们，可他们再没回来。
整整四十年，没有一个节日、一个电话、一个问候。
他身边还是叶崇范，身份没变，称呼模糊。
有人叫她“堂姊”，有人叫她“女友”，没人叫她“夫人”。
我查阅资料，叶晚年每周一次去台北国立图书馆看旧信，有一次被管理员看到他在翻1937年袁永熹写给他的英文信，那封信他读了三十遍。
信上没责备，也没感情，只是一份例行的生活描述，字里行间，清冷如冰。
朋友都知道他变了，年轻时幽默风趣，后来话越来越少。
他唯一坚持的事，是每年5月去美国驻台协会寄一次信，收件人：Y.Y. Yuan，California。
他不写多，内容固定，问候健康，提起往事，偶尔夹张照片，每次都寄，每次都退，不信命，但看到这些信，他忽然觉得——人这辈子，有些债不是金钱能还的。
1976年，叶公超因脑溢血病倒，入院十天，无人探望。
叶崇范守在病床边，日夜照料，那张病床上的人，临终前只念了一个名字：“永熹。”
说完这两个字，他就没再睁眼。
台北给他办了追悼会，送行者众多，可没有他的家人。
袁永熹没到，孩子们也没发唁电。
追悼文上称他“忠诚外交家”“文化战士”“文人首相”，可我觉得，那些词都不重要。
他真正该面对的，是那个没有回信的地址。
结局未写的信，和一封冷静的挽联
1977年，袁永熹在美国收到讣告。
她没哭。她让人送来一副挽联，署名“Yuan Y.Y.”。挽联很短：
昔人已矣，纸灰难暖。春风未动，旧梦犹寒。
联语在场者一时没懂。后来有人说，“纸灰难暖”是说那堆叶公超写了一辈子的信，烧了也不会带来一丝温度。
“旧梦犹寒”，是她这一生最克制的冷酷。
她没去台北，也没安排子女吊唁。只说：“我与他早已无话。”
她八十岁后身体日衰，住进疗养院，直到1991年离世。葬于加州，墓志上不提夫姓、不列配偶，仅书“物理学者 袁永熹”。
她没留下遗嘱。孩子处理遗物时，在旧书箱中发现几封叶公超寄来的信，未拆封。
我读到这一段，脑中只剩一个词：决绝。
她一生没再婚，也没改变姓氏。但她拒绝被归入任何男人的墓志铭。
你说她狠？她只是从不宽恕。
你说叶公超惨？他只是在结局里为自己写了一份注脚。
一生风光，满纸辉煌，不敌一个女人的背影。
我认为，真正的“报应”，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在失去时意识到自己早该失去。
名利能补偿失眠吗？文字能换回一顿晚饭吗？ 你写下再多外交文书，也抵不过当年那句“我只认我妈”。
这桩婚姻，从未彻底终结。但从袁永熹转身那天起，叶公超就再没赢过。
他输给了那个从不争吵、不哭喊、不指责的女人。
那种沉默，比一万个巴掌更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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